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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大舅是个抗战摄影师，他以相机纸笔做刀枪，在抗战一线拍下许多经典照片，记录了民族的苦难与抗争。可留给我们家人的照片，却寥寥无几。”走进项碧英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墙老照片，其中最显眼的三张合影里，都有同一张年轻的面孔。
这位年轻人叫项俊文，但也许，大家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——雷烨。
这些年，项碧英一次次踏上雷烨生活和战斗过的土地，看着大舅曾用镜头“凝望”的破碎山河变得山川秀美、村落安宁，她忍不住一次次按下快门，记录新变化：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新后项村，祖屋修葺一新，成为雷烨故居向公众开放；河北省平山县南段峪村，雷烨牺牲地修建了“雷烨烈士纪念碑”，碑身面向西南朝着故乡金华；平山县还建起了雷烨希望小学……“大舅留存的唯一一封家书，是勉励弟弟妹妹努力求学，他如果能听到雷烨希望小学传出的琅琅读书声，一定很欣慰。”项碧英含泪说。
镜头穿越时光，记录过去与现在，也见证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锦绣山河。
雷烨出生在金东区后项村，他思想进步，爱好文学。1938年，雷烨奔赴延安，途中购买了那台伴他走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相机。从此，镜头成为他抗战的独特武器。
展开剩余54%到延安后，雷烨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因擅长写作和摄影，他马上崭露头角，开始以“雷烨”“雷华”“朱靖”等笔名发表作品。“这是1938年9月1日的新华日报，《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》这篇报道的署名就是‘雷烨’，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现场照片。”项碧英轻抚着一份旧报复印件说。
1938年年底，从抗大毕业后，雷烨拿起相机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“他以相机纸笔做刀枪，记录下潘家峪惨案等日军侵华暴行。”项碧英翻开雷烨作品集，里面收录了雷烨有据可查的约60幅摄影作品，镜头中的八路军战士个个精神饱满、士气高昂。
1943年4月20日，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、组织科科长的雷烨，在河北平山县遭遇日寇包围。为了转移群众，他错失撤退脱险的最佳时机，砸碎珍爱的相机后，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，年仅29岁。
“雷烨牺牲后的近60年时光，他的墓碑上始终没有身份信息，我们也苦寻不到大舅。”项碧英哽咽。
“大舅拍了无数照片，我们找回他，关键证据也是照片。”项碧英指着墙上三张合影说，第一张照片是雷烨去延安前带弟弟妹妹拍的合影，还叮嘱一定要好好保存；第二张是1938年底他带领前线记者团抵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的合影；第三张是1942年底雷烨到晋察冀抗敌剧社采风的合影。
这三张照片原本散落三地最专业的股票配资，经过雷烨家人和战友多年坚持不懈地寻找，直到2001年才得以“聚首”。以此作为关键证据，大家才确认雷烨就是项俊文，项碧英终于和大舅完成跨越时空的“重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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